所以我觉得民族志电影最宝贵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我可以用影视的手段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知识记录得有多精美。实际上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在前辈们曾经使用过的那些影像记录、影像表现的手法的前提下,我们还有可能找出什么方法去做一些实验和尝试?平时这样做的事情,可不可以不这样做?或者换个角度、换个方式去做?我觉得这会比较好。她有点儿现实,在厂长和龚彪之间摇摆,有着生活的盘算和衡量。丽茹与彪子最终分道扬镳,是人生的现实至上主义者和浪漫至上主义者生活程序的不兼容。但也正是这样立体的塑造,让丽茹从贤妻良母、大男子主义家庭的“受害者”身份上松了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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